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月20日，来自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节日期间图书销售数字的统计显示，以《蛙》为代表的莫言作品系列共销售260余册码洋12000元。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关注度仍在持续，据成都商报从实体书店和数据公司等多方调查，莫言获奖后作品的月均销量是获奖前的199倍。而莫言版权方称，30万套文集在一个月内已经一售而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认为，莫言获得诺奖的原因之一，是作品被大量翻译到国外。的确，莫言的作品在版权输出上位居中国作家第一。在获得诺奖之前，他的大部分长篇被翻译成外文。然而，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境况，并非都如莫言般幸运。

　　法国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约见作家格非，谈他的《人面桃花》版权输出事宜。在谈到出版合同时，格非表示了对某些条款不能认同。出版商问：“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法国读者了解吗？你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格非说：“我的书不能在法国出版，是法国读者的损失,我没有任何损失。”两人不欢而散。

　　格非说，国外也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翻译，但是自己的作品在版权输出过程中的谈判与合作，多数是不平等、不愉快的。那么，中国文学在输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该如何因势利导，使更多优秀的中国作品为世界读者认知？

 

　　文学输出，思想力和艺术性是关键

 

　　“国外翻译家选择我的作品翻译，有必然性。必须承认新时期文学那批作家，作品被翻译是跟电影有关系，但是慢慢地就不受电影的牵引。”莫言认为，翻译家们有自己的眼光和文学标准，他们选择翻译谁不翻译谁，是根据自己的文学爱好。西方的商业市场并没有影响到严肃的翻译家的自我选择。作家们走出国门，应该是靠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靠作品的思想力量引起了西方翻译家的注意。“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再优秀的翻译家，再优秀的出版社，出版再多的书，那也不会征服外国的读者。”莫言说。

　　中国近几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国际影响扩大，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同时，中国作家协会及部分高校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中国文学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推荐的机构越多覆盖面越大，每个机构可能在选本上都会有重复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莫言希望不同的机构在选本上有独特的风格和重点关注的方向，慢慢地形成自己的特色，不要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

　　推荐过去，国外的读者接受与否又是个问题。前苏联曾经拿出庞大的资金推荐自己国家的图书，但是有些作品推荐出去后形同垃圾，对作家来说只是被翻译了而已。“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文学走出去不同于出口商品，这是缓慢的过程。今年翻译一百本，或者明年一本没翻译，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世界可能会以上百年作为一个周期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莫言说，现在中国的对外翻译引起了中国和西方的普遍关注，可能为作品走出去带来积极效果。

　　“你找人将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好，送到国外去卖，国外读者不见得买账。他们有他们的标准。”作家残雪说，在“文学走出去”方面，国内文学圈还是有些浮躁。残雪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出版社找作家签合同，这一种属于他们认为有商业利润的，至少也要卖得快一点；一种是通过翻译找出版社，翻译有自己的口味，而且他们知道什么书找什么出版社。这几年她自己属于第三种。“我在美国近年基本上是我自己直接同出版社负责人联系。我从网上查信息，然后写信去自我推荐，让他们看作品。而在日本，都是由我的翻译找出版社。”

 

　　走出国门，有的门庭若市，也有无人问津

 

　　法国的一家出版社，看上去完全履行合同，引进格非作品，付出2000欧元的稿酬，转手再将版权卖给别的国家，却不与作家本人沟通。还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的书，不付版税。作家们联合起来写信起诉，后来被告知这家出版社倒闭，资产评估后才能支付作家版税，要求作家出庭——谁也不会为那一点版税专门去法国尼斯打官司。中国作家跟国外签约很少有不上当的，对方的合同很多是霸王条款。有一次在国外出书后，中国作家没拿到版税，出版社老总说，请大家吃饭，吃完饭发稿酬。临走时发给每人一个信封，回去一看，每个信封里装着的支票，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在海外出书，对方会扣掉30%的税，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合法的纳税人。格非说，中国作家对版税考虑不是很多，预付的版税也不是太高，有的翻译大量删改文字，大家都觉得无所谓，这个恐怕有问题。还有一些国内的作家，倒贴钱都愿意在国外出版，排着队给翻译家、出版机构送书。“我们可不可以反国际化？我说的国际化主要是被翻译的过程、被创造出来的机制。我们不能无视国际化的领域，必须了解西方社会，但是作家写作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依据的是自己的文学标准。”

　　苏童的《妻妾成群》因为有商业电影的原因，在法国销售最好，除此之外，《我的帝王生涯》在市场上表现不错，后来译本超过《妻妾成群》，且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等国家都有销售。但是，苏童也表示，翻译作品主要的命运是无人问津。苏童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翻译作品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机缘巧合。翻译水平和选择作者，取决于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有多大，如果他们对文学研究是广泛的、深入的，那么翻译将是一流的。现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出版市场互相渗透交叉，这使作品互译变成自然的现象。在自己独立的汉语之中，你这颗独立的棋子本来在世界的版图上，棋盘是全球化的棋盘，无论出版外文与否，我们的视野都要开阔。

 

　　如何体面地走出国门，中国作家不必急

 

　　中国文学在世界出版份额很小，也许还不到万分之一。格非指出，现在中国文学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国内有潜在的市场，中国的状况是，一个成名作家，再糟糕的作品首印都能在几万册左右，这样的体制，限制了很多人才，也保护了很多庸才；二是国际方面，中国还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之中。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涉及海外对文学的评价，充斥着商业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政治，都不是单纯的，国际政治环境关系复杂。格非说，“我认为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考。”

　　格非认为，文学版权输出应该走专业的路子。他希望有专门从事版权服务的公司，聘请一些真正懂行的版权经纪代理人进行中国作品版权代理。现在版权输出只是附加的部门，很多机构接触不到汉学家，不知道怎么保护作家。“我希望中国有若干值得信赖的版权代理，国外需要找某作家时，直接找版权机构就可以。现在国外出版商到中国也很茫然，不知道如何判断，也不知听谁的意见，批评家、作家、出版商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市场非常乱。如果有专业的代理机构，对国际市场了解，对文学本身了解，有专业的国际团队，会省去很多麻烦。”

　　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曾经说过，一个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话成为作家毕飞宇眼中的经典语句。他用鲁迅的“拿来主义”比喻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他说，鲁迅的意思很明确，对外国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去“拿”，不能等着人家“送”，拿来的东西是安全的，有价值的。换位思考，其实外国也存在一个“拿来主义”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拿”就是挑选和比较。文化交流其实就是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既然是两情相悦，你就不能死乞白赖地投怀送抱，这不体面。无论是接受还是追求，你既然参与了这个游戏，你就必须要遵守“非诚勿扰”这个基本原则。他认为，中国文学向海外输出的最大问题不在翻译，而在缺乏职业的文学代理人。在中国，文学代理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这是一个纯商业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文学代理呢？因为文学在中国太不值钱，它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一个没有利润空间的事情怎么会有商人去做呢？